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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东平:教改20年,素质教育为何还是困难重重?

添加时间:2018-11-21 点击量:2129

当前中国教育正面临多个层面的“两难困境”:一面是素质教育轰轰烈烈20年,如今却陷入“麻烦治理”,另一面是应试教育不断强化,大有“军备竞赛”之势;一面是力推教育大众化,另一面却是高度功利化的教育观念和精英化的教育资源分配。本文论者认为,中国推行教育改革多年却依旧麻烦不断,其原因就在于教育制度问题本身,在于人们的教育价值观还停留在上个世纪。


教育是大写的政治,当前社会一方面批判教育导致阶层固化,一方面又追求高度的教育精英主义,这是思维分裂的过程,也是一种迫不得已的结果。面向未来,新的教育价值观亟待重塑,而教育的良性发展,不仅需要个人和家庭的努力,更需要政府承担起公共责任。

本文是21世纪教育研究院杨东平院长于2018年10月27日参与文化纵横“一期一会”主题沙龙的纪要文稿,同时包括修远基金会研究中心主任柯贵福先生所作的点评。


素质教育的“麻烦治理”

今年正值改革开放四十年,各个领域纪念改革开放的文章层出不穷。在教育领域,华东师范大学袁振国教授提出了“双优先”的说法,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教育的发展经验概括为“两个优先”:国家优先发展教育,教育优先满足国家发展需要。


从这个角度出发,可以简单窥探改革开放40年以来的教育发展及其实施层面的情况。1993年,《中国国家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提出,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占GDP的比例要达到4%,这一目标直到2012年才完成,比原本规划的2000年整整滞后了12年,说明国家的教育发展依旧处于一个低投入的状态。


回顾改革开放40年来的教育发展历史,以不同阶段的基本教育特征为标准,1978年至1988年可视为第一个十年,这是恢复整顿和开拓创新的时期,教育改革刚刚从这里起步。第二个十年是徘徊迷茫、寻找新道路的过渡时期。第三阶段以1998年高等教育大扩招为标志。此后,90年代末基础教育的一系列办学体制改革措施,包括将公办学校转为民营学校、高中教育有偿收费等,开启了教育商业化和市场化的路线,而这很大程度上是现在“麻烦治理”局面的源头。

 

素质教育的“麻烦治理”主要包括四个方面:

  • 最核心的是中小学生的减负问题;

  • 二是课外培训热;

  • 三是高考制度改革;

  • 最后是素质教育的推进。


这方面尽管在大城市的优秀学校取得了很大进展,但从全国整体来看仍然乏善可陈,“素质教育轰轰烈烈,应试教育扎扎实实”。


应试教育or素质教育?

犹豫与选择之间

素质教育的概念从上世纪九十年代出现,到1999年颁布《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教育改革,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决定》,其内涵一直是教育领域争论的热点,但素质教育站在应试教育的对立面,这一点是大家的共识。


应试教育被视为“复活”和“强化”版的传统教育,其中最核心的是中小学重点学校制度,这些占比甚少的重点学校成为了应试教育择校竞争的主要目标,也造成了现在激烈的学业竞争局面。应试教育下竞争程度愈加激烈的同时,其危害也越来越大。而此前,防止“片追”(即防止片面追求升学率)的政策口号被提出,至90年代,“片追”逐渐被定性为应试教育。


1981年,作为教育部顾问的叶圣陶在《中国青年》杂志发表《我呼吁》一文,呼吁各方面关注中学生在高考重压下负担过重的问题,引起社会的强烈反响。1982年教育部的通知中,要求“继续办好”重点中小学的同时,处理好重点学校与非重点学校的关系,“保证重点,兼顾一般”。这一通知作为对学生高考压力过大问题的回应,其实是远远不够的。


中国基础教育质量在评估领域取得了不俗的成就,但同时,因学生承受巨大的学业压力而饱受公众批评。以国际学生评估项目PISA(由OECD组织,针对15岁青少年进行的数学、科学和阅读三项能力的测试)为例,2012年中国上海作为代表参与测试,当时高居榜首的不仅是学生的学业成就,还有学业负担。


具体来说,上海学生平均每周作业时间达13.8小时,全球排在首位,而OECD国家的学生每周花费5小时,其他亚洲国家如韩国、日本,学生的作业时间只有上海的三分之一到一半。学业成就第一的代价是过长的学习时间。


择校热、培训热:应试教育的制度根源


杨东平老师认为,应试教育的问题在逐渐恶化,表现形式也多种多样:


其一,随着教育培训业的发展,应试教育的“数字化”生存无孔不入;


其二,为应试教育辩护的声音越来越理直气壮,很多人将其视为穷人“上升”的唯一途径。


为何应试教育屡禁不止、愈演愈烈?有人诉诸于文化传统,认为科举留下的应试传统在如今各种“小升初”、“初升高”模式中得到了延续。但这种社会性偏好,或者说中国家长望子成龙的期望,是一种长期存在的背景因素。此外,还有很多其他的解释,如劳动力市场的需求、中产阶级的焦虑等等,这些因素都不是绝对性的,最直接的原因是教育制度的问题。


1999年,教育部为了贯彻《义务教育法》,促进义务教育的均衡发展,要求所有的重点高中必须与初中脱钩,这一规定催生了“转制学校”——重点高中自办的初级中学转变成民营机制,摇身变为高收费的翻牌学校,用于弥补教育投入的不足,使得教育发展进入了一个教育产业化的轨道。2005年前后,国务院开始整顿转制学校,要求各学校明晰性质,非公即民,但这次整顿在很多地方并不彻底,直至今日许多学校的产权也没能完全界定清楚。


建立一个正常的教育秩序,还需要规范教育方针和教育的基本价值。当今社会强调学生的“全面发展”,这一方针虽然深入人心,但现实中并不尽人意:追求全面却导致平均和平庸的情形屡见不鲜。


教育公平的价值被人人称颂,但在实际的教育现实中却让位于效率优先、升学率优先……在印度,私立学校需划出25%的入学名额给来自低收入家庭、生活水准低下的学生和残障学生,这既是教育公平概念的体现,也是法定的教育制度。


中国的教育是高度功利主义的,这与文化传统中“唯有读书高”、“读书做官”的说法密不可分。中国的教育也是非常精英主义的,这里的精英主义指向一种价值观,即整个教育制度、资源的配置以及教育的重心,都偏向少数精英。而且,多年以来教育发展的重心都偏向高等教育,教育资源的配置倾向于城市。


从应试教育突围:可能的吗?

如今盛行的素质教育、基础教育改革,其核心概念是“从应试教育突围”。


要实现这种突围,局部的修修改改是远远不够的。有人认为整体的教育范式需要转型,亦有人提出要“换赛场”,转移到新的系统中来进行规划。杨东平老师认为,三个重要因素影响着教育变革:最重要的是价值观,其次是教育制度即体制与政策,第三是教育技术。


遗憾的是,现实生活中这三者的重要性是颠倒过来的。教育技术一直被赋予重要的使命,更有甚者认为只要实现教育信息化,随着时间的推移就能够发展到未来教育,这其实是一种本末倒置。教育的现代化不仅仅意味着硬件设施的改善,尤其是现在大为流行的互联网信息技术,也不仅仅是绩效水平的提高,所谓入学率、升学率等等。教育现代化的核心指标是教育品质,区别于常被提及的教育质量。用教育品质来取代教育质量,就是要避免把教育质量狭义理解为考试分数和升学率。教育品质包括学生的身心健康、人格发展、近视率等等,在此基础上配合教育治理的现代化,才能实现学生的充分发展。

在谈论教育改革和发展时,特别需要反思的一个问题是:什么是好的教育?


实际上,全球范围内的教育研究一直在思考何为教育目标,寻求知识、学习与教育的再定义。2016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发表了一项重要研究报告《反思教育:向“全球共同利益”的理念转变?》,其中指出“教育的经济功能无疑是重要的,但我们必须超越单纯的功利主义观点以及人力资本理念。教育不仅关系到学习技能,还涉及尊重生命和人格尊严的价值观,而这在多样化世界中是实现社会和谐的必要条件”。


二十年以来,整个世界的教育发展陷入到了功利主义的旋涡中,特别是在人力资本理论出现之后,教育被狭义理解为人力资源的开发,导致了教育的功利主义。当把教育的发展建立在一套经过高度规划设计的机制上,教育其实也就变成了国家的一项产业,这与教育初始发展的核心概念是有很大区别的。在这种以国家为单位的功利主义教育发展的架构下,人们也就丧失了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关怀。而且当这种国家功利主义逐渐转化为个人功利主义,每个人只关心自己的职业发展,所谓全面发展的公民教育也就成了奢谈。


教育的经济功能无疑是重要的,但是教育的发展必须超越单纯的功利主义观点和人力资本理念。教育不仅关系到学习技能,还涉及到尊重生命和人格尊严的价值观,这在多元化的世界当中是尤其重要的。2015年,21世纪教育研究院在其举办的LIFE教育创新峰会上发表了一项人本主义教育宣言:“促进教育的人文化、多元化、社区化、生活化,改变长期以来教育重理轻文、智育至上的价值,充实教育的人文内涵,使教育充满爱的情感和生命的温度。”中国教育改革出现“麻烦治理”的最关键原因在于,在互联网技术高速发展的21世纪,教育的价值观却还停留在上个世纪,这也是杨老师将价值观视为影响教育变革的核心因素的原因。


树立新的教育价值观,首先要超越单纯高考制度改革的视角,要实现高中教育均衡发展、高中教育的多样化,改变现阶段升学竞争的单轨道模式,实现学生的多元发展。其次要超越单纯的财政视角,一方面改善教育投入的结构,从过度重视“物”转移到主要重视“人”。


另一方面需要供给侧改革,鼓励多样化办学如社会办学、家长办学、在家上学等等,构建一种新教育生态。最后是超越单纯课改的视角,从课程改革走向学校改革。这是以教育家办学和学校自主管理为主体的变革,北京日日新学堂、云南楚雄兴隆美丽小学、伏羲班等新型学校就是在这种理念下诞生的。

点评

修远基金会研究中心主任柯贵福先生对杨东平院长的发言做出了的点评。


柯贵福认为,教育是一个真正的公共性议题,它是大写的政治,是最大的政治议题,因为它涉及到一个社会架构和家庭结构的再生产问题,也就是中国国家和民族的下一代发展问题,也关系到每一个家庭、每一个人的发展问题,关系到下一代如何能够更好的生活。之前被视作年轻人的80后、90后很多都成了家长,80后甚至已经成为家长的主流,他们对教育的思考会成为影响社会发展关键要素。


柯贵福以北京为例,指出中层家庭是教育活动最为积极、最为主要的参与者。中层家庭的家长本身受过良好的教育,这种切身体会创造了迫切的需求,对下一代投入教育资源的决心很大。但中层家长没有巨大的财富或实业给下一代继承,中层家庭的孩子往往还是要进入到高考体系,而在北京,这就意味着从好幼儿园到好小学、再到精英中学、最后北大清华这样的路线。


这必然是对家庭综合资源投入的比拼,家长不仅要投入大量的时间、精力,还要投入大量的物质资源,比如买学区房。教育竞争会把整个家庭都往这个规则上赶,类似于教育领域的军备竞赛。柯贵福认为,这一套不甚合理的游戏规则,其制定者正是学校、政府以及教育产业化的其它重要参与者。批判制度的家长们却又把孩子往好中学、好小学塞,他们在这个游戏规则之中只是用脚投票的参与者,不能结成组织来反对规则,所以尽管他们声音喧闹,但是却缺乏政策影响力。


接着,柯贵福谈及中西部地区重点中学的“掐尖”现象又称“衡水现象”。这导致两个问题,一是优质教育资源的过于集中,一个地级市基本只有一个省级重点中学,只有挤进去才能获得考入好大学的机会,造成了严重的不平等。二是乡村文化氛围的恶化,农村居民原来看得到身边人能考上好大学有好工作有好出路,但今天大家突然发现再怎么读也只能是一般学校、找不到工作,还不如去打工,就没什么人愿意好好读书了。


他还谈及教育问题在中国如此复杂的原因。他认为,教育除了理论上的三个功能即传递知识、培养人格、以及选拔人才之外,还有两个结构性功能,一个是维系社会分工,另一个一个是阶级再生产。精英主义的教育就是进行资源赋权,现在一些央企、中央部委、以及大型跨国企业,许多只定向招聘几个学校的毕业生,甚至只要北大、清华的学生,这样的资源积聚使得垄断结构越来越强悍,在精英教育体制下社会结构必然固化。


现在大家一方面批判社会阶级固化,一方面又高度的精英主义,这其实是一个思维分裂的过程,但这是为了让子女在社会中过上更好生活迫不得已的选择。因为当下的选拔体系与孩子素质的天然多元化特征是不匹配,它可以识别各方面都比较平均的“高水准”,却很难识别某方面有特长的人。


柯贵福指出,多元化人才选拔体系的缺失,可能与生产力发展水平有关,现代教育体系产生于德国,它与德国工业化进程密切相关。今天已经到了第三次、第四次工业革命时代,我们的教育体系与产业体系的复杂变迁不匹配,可能是比较关键的问题。


自动化带来劳工失业、人工智能带来中层职业的消灭,普通和中等智力难度的工作消失了,但现有的教育体系还在源源不断生产这样一批学生,他们甚至找不到工作、养活不了自己。靠个人或靠家庭去解决这一问题存在相当大的困难,它只能由政府主导、肩负起公共责任,它也是国家实现产业转型或者民族复兴必须承担的一个责任。

来源: 21世纪教育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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